一诺：只有社区参与，才可能真正改变教育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1947 篇文章
从 2016 年愚人节的那一篇文章《你也为孩子上学发愁吗？》开始，转眼三年多了。一土从一个想法成为不断扩大的现实。这个过程虽然不易，但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受益匪浅，最大的一笔财富，就是看到的从几十个，到几百个孩子的成长，看到后面几十个到几百个家庭的个性和共性，看到这后面折射的我们的社会和世界，看到学校教育到底在什么层面上，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能引导什么样的改变。
今年，一土开始筹办中学，8 月 23 日我们会在耶鲁北京中心有一个讨论会，欢迎对中学感兴趣的教育同仁来和我们一起（具体见文后）。
在三年多的过程中，对教育有几个认知也愈发清晰：
1
教育不仅是课程，也不仅是学校，
而是一场几乎全社会都不得不参与的社会体验
现代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概念窄化。
大家不妨看看我们周围对教育的讨论，显性讨论的几乎都是微观层面的问题。从微观层面讲，中国的教育似乎无比创新，新的课程形式、新的创意、新的产品，现在又加上人工智能，创新似乎层出不穷，教育投资人在各大“赛道”上飞奔。各种教育创新大会、投资峰会，几乎天天在各大城市举行。
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普通人在这个“无比创新”的大环境中，真的觉得教育在飞速进步？幸福感在提升么？似乎并没有。
一方面，似乎每一个微观问题都有解。哪一个科目，哪一个年级，甚至哪一个知识点，都有材料/产品可以给你讲清楚。体育、编程、英语、演讲、出国，哪方面有需求，都有专家/产品可以满足。但放大到宏观，几次 PISA 测试的数据却说明，中国学生学习时长很长、幸福感很差、家庭全面焦虑。更大一点讲，虽然我们中国似乎现在不缺人才，但是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基数庞大，人民勤奋。如果算成材率，恐怕远远低于我们应该达到的水平。
那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似乎是“微观有解”，“宏观无解”？
上面讲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对教育概念窄化，在细枝末节发力。从解决问题的思路讲，是不是把每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了，大问题就解决了？至少在教育里显然不是。如果不看大问题，小问题就算暂时看起来能解决，也对整体进步推动甚微，很多时候甚至起到的是反作用。
那什么是“大问题”？
教育有很多“内涵”，我们传统讲“传道授业解惑”，是内涵之一。这种“教育”的内涵，可以理解为教师与学生的“私益品”，为了提高私益，把大班改成小班，最好一对一甚至多对一。学生之间是资源竞争的关系。但如果讲“外沿”，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里，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都是全民关切的焦点，是一场全社会不得不参与的社会体验，也是社会整体进步的动力。
原因很简单 — 教育关乎社会的未来。因此教育里折射出来的问题，其实都是社会本身的发展问题，教育里的焦虑，是社会焦虑的集中展现。所以如果理解教育的问题，首先要理解我们社会所处的阶段，或者反过来讲，投入教育的人，都应该有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视角和发心。
在这个基础上，要对教育有一个整体生态观，有系统思维的着眼点，才有可能看到问题的全貌和实质，才可能有宏观层面“求解”的可能。
2
要有生态观和系统思维，
才可以看到教育中的真实问题讲到生态，首先要了解生态中的多个相关方：教师、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孩子、家长、社区、社会，都是相关方。孩子，一方面似乎应该是这个生态的核心，一方面又是生态中最无力的那一个，是生态的“承受者”。而生态的构建者都是成人。
所以很有讽刺意义的一个真相是：成人，才是儿童教育生态的“核心”。这个成人生态是否健康，决定了教育是否健康。是否健康，其实很简单，说直白一点，凭感觉就可以，感觉是不是“舒服、不拧巴”。或者说正式一点，生态的核心，其实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关系”。 所以生态是否健康，看生态中的各个角色和利益相关方，互相之间是不是有机共生，相互促进，相互成全的关系。
教育整体幸福感低，说到底，是因为这个宏观生态中的关系“不舒服、很拧巴”。当下的生态的总体取向，说到底，是筛选制和淘汰制为驱动的，展现出来的是竞争，淘汰的关系，在体系层面展现出来的是不健康的，有时甚至是互害的关系。
一个朋友和我分享，他们学校家长暑期给孩子报什么夏令营都是保密的，因为怕别人知道了报一样的营，导致自己的孩子在暑期“拉开差距”的时段失去了“竞争优势”。我听了很震惊，想我们的教育异化到了什么程度？这样“教育”的孩子，不管接触了多么优秀的资源，得到了多么创新的教育产品的服务，价值取向的根基是有问题的。我想这其中的家长，内心也不会是平和的。以后的社会如果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是非常让人担忧的。从宏观层面看教育整体是否成功， 要看这个体系，是否能培养大批的创造者和给予者。而不仅仅是“成功者和索取者”。也就是从这个角度讲，当整体体系有问题的时候，微观层面各种教育服务的精进和“解决方案”的盛行，反而会间接地恶化整体的问题。
这只是在“个人”层面的竞争，放大到生态，会生发出很多奇葩的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某些学校禁止孩子课间奔跑，甚至不能离开教室。孩子在学校奔跑打闹，撞伤了，家长会起诉学校，要求学校赔偿。学校打不起官司，不得不出台规定 — 课间不许跑。而且很多学校还让孩子们当“监督”，给其他孩子/班级计分。看这个结果，家长似乎“赢”了，学校似乎“安全”了，但是实际是家长焦虑未减，学校压力山大，最后，孩子在长身体的时候不能有足够运动，而且成了互相之间的“警察”。
大家自己看，这是不是非常黑色幽默？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学校不得不规定，孩子不允许在课间奔跑。去芬兰看学校，课间楼门也是锁着的，但是是反过来，大课间 30 分钟，孩子必须在楼外运动，不允许在教室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时期的孩子，作为中国人，是不是对我们未来在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力担忧？
当生态中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是某一个细枝末节的“解决方案“ 可以求解的。如果只是聚焦在“可以跑”还是“不可以跑”，那不管怎么选，怎么管理，都会有问题。所以在“是不是可以跑”的微观层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宏观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整个社会会付出极高的成本。在上面的例子里，学校紧张，家长紧张，孩子紧张，政府花大价钱建的大操场利用率低，钱没少花，力没少用，如果再加上打官司的时间和精力，社会成本巨大。但最后，整个体系里没有一个人受益，所有的人都成了“受害者”。
这就是生态出现问题的后果。
3
那有没有解？有
就是重申教育的社会性和社区性，把学校的“社区参与”作为和“课程”等微观议题同等重要的重点。
现在看几乎所有关于教育的讨论，重点都在微观层面，课程、教学、课堂效率、师德、考试、高考命题、判分，这些不是不重要，但远远不应该是教育的全部。现代教育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过分强调教育的工具性，而割裂教育的社会性和社区性。
先哲讲教育，古希腊的哲学家也好，孔夫子也好，都是从人的发展这个角度探究，虽然那时候这样的教育仅仅为少数人享有。
现代教育的诞生是近二百多年的事情。当时的核心驱动是适应工业革命的出现，需要大量有基本工作能力的劳动力。现代教育发展的好处是教育的迅速普及化和平民化，但随之而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教育的功用化。能读写算，可以进工厂工作，基本就是教育的主旨。功用化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教育整体的过度功用化取向，和对其社会性、社区性的忽视。
教育其实本来就是社区行为，在现代学校制度开始之前的文化和文明中，养育幼童，都是处在社群的中心位置。在乡土中国，虽然没有现代学校的制度，但学堂都是一个族群的中心，而且是族群的文化高地，有非常强的社区属性。
现代教育的发展把这样的社群行为人为隔离了，因此教育成了“学校”、“教育部门”的责任，而忽视了社区和社会的重要作用。其实学校再优秀，很显然但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孩子所有的可支配时间里，在校时间不超过 30%，所以社会、社区、家庭对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地区，因为社会发展的渐进性，现代学校制度和基层社区形成了紧密的结合，有大量的教育行为是在社区图书馆等社区空间中，由基于社区的草根组织参与完成的。我最近去新西兰，看到他们的学校教育在社会族群融合中起了巨大的融合剂的作用（新西兰有大量原住民，后来的英国移民和再后来的新移民，不得不说，是我看到的在种族问题上处理得最好的国家之一）。
我们中国面临的独特挑战，是这几十年的巨大发展、城市化带来的基层社群/社区的巨大变化。很多小区，甚至城区都是全国各地来的“新”居民，大家表面住在一起，但是并没有真实有机的社会联系。
因此教育中的社区力量基本缺失，带来了学校教育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如果没有联结社区的外沿和能力，其实很难完成教育的本质要求。讲小了，很多教育的结果需要家长都理解和配合；讲大了，真实的教育和学习，需要理解社会，参与社会。
我们的教师培养体系，又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师范教育有严重的滞后，学校本身的成员也很可能是所在社区的“新人”，因此这个构建就显得尤其乏力。因为这方面学校能力有限，学校就更趋向于“关起门来”做学校，在知识点、课程这些“微观”环节发力。
因为无法解决底层的社会联结问题，越在微观发力，会间接地恶化竞争和教育生态，学校越来越封闭，体系压力越来越大，形成恶性循环。这种社区对学校的高需求，和学校联结社区能力低下的错位，其实是我们看到的教育中的很多矛盾根源。而这种错位，仅仅靠教委和教育者，是无法解决的。因为他们的责权，大部分在微观层面，他们在这个体系中也很无奈。解决问题需要的，是更高层面的思路。
再讲深入一点，既然教育是培养适应和创造未来的人，基础教育要成功，一定要有机制让社会的先进认知，或者“认知前沿”，能够进入基础教育。能够进入的前提是开放，我们现在大讲创新，有无数的案例和经验证明，只有开放才有可能创新。
但是在很多国家，公立教育体系又都是相对封闭的，这是一个根本的矛盾和悖论。所以大家看基础教育优秀的体系，几乎都有某种制度安排让最优秀的人能进入教育，这不仅仅是华为的任总提到的给小学老师涨工资，提待遇的问题，是整体体制安排是不是尊重人，尊重人才，鼓励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工作，包括对“犯错误”的容忍度。因为创新就有可能“出错”。但是我们现在教育体系整体紧张，到处是紧绷的弦，就像课间不让跑的案例一样。这种情况下，谁敢犯错误？所有位置上的人都只能谨小慎微。谨小慎微，又何谈创新？
▲ 一土家长委员会，也是“一土村委会”的日常。
4
要解决真正的问题，需要首先给体系“解压”，
解压的路径，就是社区参与教育具有极强的社区性和社会性，而社区生态是否健康，和谐，关键是宏观生态各方之间的是否有健康的相互促进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关系”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对教育整体的改善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教育问题 ，都是关系出现问题之后产生的。解决的方案，也需要从调整关系入手。
现代教育里的社区和关系构建，在中国并不是没有。近百年之前，就有很好的“化挑战为机遇”的例子。陶行知有一篇文章，“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讲的是一位校长带着孩子在一个陌生村庄办学，希望用他们的关帝庙做教室，如何得到村民支持，把关帝像搬出去的故事。
最终校长做的，是把这个看似棘手的问题，变成创建社区联结的机会，和当地族长共同协商，最终学生们和村民一起组织了一个仪式将关帝请出。这个过程不仅解决了问题，而且将这个事件做成了一个特别好的教育契机，让学生们了解当地的文化，和当地村民打交道，建立信任的关系，共同协商方案，到最后仪式的执行，尊重当地文化，最终达到“共赢”的效果。
现在我们讲项目制学习，现象式学习，这百年之前的例子就是一个经典案例。陶行知一直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讲的就是教育的宽泛外沿，教育的社会性。如果有这个思路，生活里的各种小事都是教育的机会，各种真实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压力”，都可能是再好不过的教育素材。也只有在真实的生活中，解决真实的问题中，真正的教育才可能发生。
但大家也看得出来，这样的社区联结的构建，对教育者有很高的要求，需要好的理念，需要很多智慧和方法，还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如果对校长的要求仅仅是升学率，一有社区矛盾就避免接触，这样的学校案例是不可能存在的，也会丧失宝贵的真实教育的机会。记得当时有一个关于陶行知这篇文章的讨论，开玩笑地说这个案例今天肯定不可能发生，因为这个地方根本不符合办学条件，上来就会被群众举报。
当然，这不是说正规化和制度化不好，但是要理解教育的社会性外沿，才不至于生硬。生硬的操作，一方面浪费了很多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的社会成本。其实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里，社会问题都是层出不穷的，如果不能将自上而下的政策，结合社区自下而上解决问题的有机方案，那过程中各种公职机构的执行、检查都伴随着大量的社会成本，而且只靠自上而下的方案也很难真正解决长期复杂的社会问题。
一土其实有很多类似燕子矶的“社区”挑战。学校周围的小区老人家比较多，中午孩子们出来活动打扰老人家休息。学校和居委会联系沟通，然后把这个问题和老师们、家长们、孩子们一起讨论，最终达成了一个方案，调整课表，在午休时间孩子们不出来活动。看结果似乎很简单，但通过这个过程，构建了和周围邻里的关系，家长理解了学校的具体处境并成为解决问题的力量之一，孩子们也都了解了我们周围的社区，知道照顾周围老人家的作息时间，知道调整课表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起因，家长还专门志愿成立了一个社区工作组，走访老人家，建立沟通渠道，了解他们的需求。我们家长里有一位是内分泌的专科医生，在世界糖尿病日，在小区里组织给老人们义诊，成为全球糖尿病日中国在全球网络注册的第一个活动（详细可以看文章《北大第一医院的医生，来小学干什么？》）。
你也许会说，为什么要在社区里做学校？找这么多麻烦？找一个空旷没人的地方办学不就行了？首先，没有这么多“完美”的地方，而且什么事情都有成本，房地产的成本，家庭/教师的交通出行，都是成本。
另外，我反而不觉得这些是“麻烦”，这是我们真实的城市，真实的人，真实的问题。这个让孩子们了解周围的社区，周围的真实问题的方法，看上去“慢”，但其中都是教育的机会，会看到孩子让人欣喜的成长。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虽然一土在这个过程中，用一般眼光看“困难重重”，但是我觉得如果用教育者的眼光看，都是教育的机会。我们希望培养的下一代，不就是能客观全面地认识社会、认识世界，能形成共识，创造性解决问题的人么？如果这么看，这些困难，都是无价宝，“免费”的教育资源。
5
为什么开始做中学？
论规模，一土是一个很小的尝试。但的确是因为看到了生态层面的问题，希望能够通过实践探索一条基于对系统思考的改变路径。几年下来，也真的建构了一个非常有活力，有机联结的成人社区。一方面看到了孩子真实的成长，从学习学术，性格养成，到最底层的自我认知，一方面看到了很多家庭整体状态的改变，让我们有信心这是正确的方向。
一土最开始就提出了三个中心：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以教学为中心的学校，以学校为中心的社区。其实就像上面讲的，这三句话，都是在讲“关系”。虽然教学和教研是学校的“重点”和“主业”，但是社区构建是非常重要的“场”。有一个同频的气场，教学教研可以说是事半功倍。孩子可以在这样的场中吸收养分，从孩子的状态就看得出，舒展、大方、自信、眼里有光。我写过一篇文章：《教育中最重要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在孩子成长中也一样。
如果家长一个个焦虑无比，互相提防，老师每天疲于奔命，压力山大，家长和学校之间关系拧巴而紧张，那么不管家长老师说的是多么正确的真理，教育教学如何抠细节到极致，因为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孩子的状态也是不会好的。因为孩子就是周围成人关系和场域的吸收者和反射者。从这个“成人如何生活，孩子如何游戏”，做不了假。
所以讲到底，一土希望做的，是基于社会化协作的成全式教育生态，从改变关系入手。最终的“理想”，是能够对所有教育的的实践体系，提供一些借鉴，共同推动教育的整体进步。
中学，离一般意义上定义的“出口”更近了。很多好朋友给我们提出“警告”，说这个阶段家长更焦虑了，你们最好不要碰。
其实我们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做。因为讲到社区参与，在中学更有必要，而且更加有意义、也更容易看见成效。
社区对中学，有两大意义，一是真实问题，二是真实资源。
我们说中学“出口”，经常想到的是大学，而其实真正的出口，是社会需求。
如果以此为出口，最好的中学环境是：
第一，让孩子们接触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掌握思考的方法，创造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二，是有机会用到这些技能。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每一个送孩子来的家长，承诺给孩子们提供 2 个实习或见习机会。这样如果有 200 个家庭，就算每家都只有一位父母工作，孩子在上学期间就会有至少 400 个实习机会，如果有 500 个家庭，1000 个家庭呢？
关于真实问题，一土的项目制学习的课程设计，是以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详细可以看文章《“爸妈，我们正帮联合国做他们还没搞定的大事”》）这些真实问题，也会贯穿在中学阶段。
▲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另外就是“资源”，谈到资源，回到上面讲的，最宝贵的资源不是所谓强大的资本、而是社会的先进认知。
现在中学“赛道”的基本“打法”，是“军备竞赛”，砸钱，请名校的招生官坐镇，花大价钱做市场传播。现在很多国内著名的学校，主要的支出方向之一就是“marketing（市场营销）”，打造的是“高端俱乐部”的感觉，想想也是异化的厉害。这样其实很难培养出来真正的人才，但是不耽误很多家庭趋之若鹜。因为“供方”的选择太少了，这样似乎可以提供“保证出路”的学校，就变得非常抢手。
一土没有“能力”参与这样的军备竞赛，也不认可，所以希望探索一条不同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希望能汇聚对教育有热情、对行业有深耕的有识之士和社会资源，来参与这场围绕教育的社会创新，打开围墙，构建健康的，成全式的生态关系，让社会先进的认知进入，成为基础教育中重要的补充和抓手。
这条道路不会容易，但是我觉得，希望进行这样探索的肯定不止我们自己。如果你有意愿参加这次讨论，可以在文后报名，这次讨论规模有限，如果这次无法参加，以后会有其它机会。
最后说一点鸡汤。
经常有朋友问我所谓成功的秘诀，我说很简单，就是每一次面临选择的时候，选择那条看起来更难，但是内心感觉正确的道路。这其实不容易，因为自然的选择让我们都愿意趋利避害，所以很多时候这些选择是违反本能的，但我想，古往今来，有很多“少数人” 能做到这一点，也才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原因吧。
最近半年我去的地方蛮多，从非洲到东南亚（有机会写出来和大家分享），虽然我们对自己的国家经常是爱之深责之切，但是比较这些欠发达国家，还是非常感叹中国的发展奇迹。我想教育也一样，一方面看，是解决不完的问题，但是现在全球的教育都在反思中，如果我们足够能思考，有勇气，看到问题，探索突破，也许可以是我们的教育弯道超车的历史机会。
未来可期，邀你一起。
写在后面：
上面提到我们希望探索的中学道路，这条路是什么？其实一点不神秘，无非要回答几个问题：
一、未来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人， 如何培养能创造未来的学生？
二、如何支持中学生的个性化成长，助力每个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三、我们如何赋能教师和教育者？
四、好中学，需要什么样的“资源”，该怎样落地？
8 月 23 日的第一次讨论会，我们会分享对这些的思考。你会看到一土筹备团队，我们同时也请了几位朋友和我们一起讨论。
王宏伟：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李帆：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周文胜：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课程研究院副院长，曾任郑州市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主任
钱小军：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副院长、教授
廖莹：清华大学学生全球胜任力发展指导中心主任
欢迎对中学感兴趣的教育同仁来和我们一起，扫码下方海报中的二维码报名来到现场 ：
时间：8月23日（周五）晚18:45-21:00
地点：耶鲁北京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8号IFC国际财源中心B座36层）
▲ 对一土中学感兴趣的中学教育从业者和相关伙伴，欢迎扫码报名。
最后介绍一下，一土中学筹办团队。
抛开教学法，校舍，教学体系等，一土最独特之处在于聚集了一批在表面的“标签”之下，思考社会前沿，同时希望付诸行动和改变的人。
基础教育，其实需要最“贵”的人，因为基础教育在培养面向未来的学生，所以好的基础教育，应该是把最前沿的社会认知带到学校里来, 同时还需要是能做到的创变者。一土这几年，能够有这样的发展，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群异常优秀的人，做了大量扎实复杂的工作。
著名教育家叶澜说“教师在学生面前呈现的是其全部的人格，而不只是专业”。
在整个一土生态内，有不同的教育内容，而将所有人紧密连在一起的，是一土人对教育的强大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们的教研督导 Wendy Da 曾担任两所国际学校 — 北京国际学校（ISB）和上海美国学校（SAS）的中国文化研究室主任及中文教学主管，并在多所民办学校担任执行校长 — 无锡协和双语学校创校校长， 美国 VIA 中国校区总校长，上海诺美学校创校校长。
一土中学筹办的负责人张义飞，在多伦多大学毕业，在加拿大工作数年后回国担任北大附中高中成长与实践体验中心主任，今年获得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 MIT 的 Global MBA 学位，是见过世界，也在一线从事教育工作的特别优秀的一位年轻人。
许洁琳，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曾任大学副教授及国际学校中学部教师，现加入一土中学筹办团队。
蔡雨旸，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并就职于贝恩咨询公司。
今年的暑期实习生Justin，是哈佛本科在读的学生，学数学和教育学，除了 IB44 分和 15 门 AP 成绩满分外，也积极投身教育实践，还是哈佛中国峰会杭州赛区负责人。
一土的团队中，有大量热情有担当的伙伴曾毕业于北大清华，哈佛牛津等世界名校，因为一土投身于基础教育。每一天，教师、工程师、设计师和跨界的各行各业的伙伴们共同参与设计学生的学习成长体验。其实说到底，一土是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青色组织。重视每一个人的自我成长，也作为一个组织，更是作为一个教育生态，在不断自我进化和成长。
如果你是教育从业者，也想共同创建这样的学校，思考社会前沿问题，与不同背景的人合作，致力于为学生和社会做出改变，不论学历与背景，欢迎点文末“阅读原文”，报名加入这次讨论。
如果你是家长，有意向了解一土北京初中（将于 2020 年 9 月开设初一），欢迎扫码填写意向表，我们会在申请通道开通后与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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